9月7日，中核瑞能有限公司的一间会议室里，中法双方40余人参与的谈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场谈判，标志着备受业界关注的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正式进入商务谈判阶段，也意味着它按照项目总体计划又迈进了一个新的节点。而这一天距离项目启动以来，已经走过了8年时间。

　　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的缘起

　　建设更大规模商业核循环厂的需求和呼声越来越强烈。要完全自主掌握与核电发展所需商业核循环厂的设计与关键设备制造等技术，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太大了。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成为当务之急。

燃料贮存水池

如果追溯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的缘起，时间要回到上个世纪。

　　瑞能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宝柱讲述道，早在1983年，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召开全国专家论证会，经过对我国核能发展战略、核电发展规划、国内外铀资源情况以及国内后处理技术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充分论证，确定了“发展核电必须相应发展后处理”的方针，明确了匹配“轻水堆-快堆-聚变堆”的 “三步走”核能发展战略的核燃料“闭式循环”路线，并在1987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对外公布了这一决定。由此，我国确定了以核电为依托，以快堆为牵引的核燃料闭式循环发展方向。对这项关乎我国核工业发展的关键事业，从政府到中核集团的各相关单位，从国家领导人到一线技术人员，都为其发展倾注了心血。

　　1985年，田宝柱大学毕业进入了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原核二院）化工所，见证并参与了我国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发展。他参与设计并建造了拥有50吨后处理能力的中试厂。中试厂是我国后处理技术水平提升的第一个尝试，意味着配套的机械、工艺加工水平等有了很大提高。然而，这只是我国在发展核循环产业万里长征中迈出的第一步。

　　随着我国核电规模的不断扩大，核电站每年产生大量发电后卸出的核燃料，亟需对其进行安全管理和妥善处理；与此同时，对铀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加大，通过核循环从发电后的核燃料中回收提取宝贵铀、钚资源，才能提高铀资源利用率，保证核能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更大规模商业核循环厂的需求和呼声越来越强烈。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发展动力堆后处理技术比较晚的国家，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个类似核电发展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要完全自主掌握与核电发展所需商业核循环厂的设计与关键设备制造等技术，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太大了。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成为当务之急。瑞能公司总经理薛维明举了一个例子——在中试厂热调试之前，技术人员掌握不好剪切机的刀数，担心刀刃不好，为此还重新制作了一批刀具。但是真正到了试验时才发现之前的担心是不必要的，锆管经过辐照后脆化，刀刃完全没问题，剪切刀数也能达到标准。“如果我们有经验，一句话就可以点破，就不必走弯路了。”专注核循环领域30年的田宝柱认为“技术引进是快速提升后处理技术，使核循环产业与核电发展逐步配套的最快速、最直接的办法。”

　　合作的目光对准了法国。法国拥有成熟的商业核循环技术，与中国在核电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因此，2005年，中国开始就建设核循环项目与法国开展交流洽谈，鉴于当时世界上正在运行的法国阿格厂及日本六个所厂的核循环能力均为每年800吨，在结合我国核电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商业核循环厂生产能力亦为每年800吨。

　　“八年抗战”，十轮技术谈判

　　期盼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开花结果，像法国阿格厂一样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使我国从核大国走向核强国。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尽快提升我国核循环的能力与水平，从这个角度上讲，瑞能公司的发展是我国核循环产业升级的关键一环。

　　核循环技术在国际上属于敏感技术，该项目的合作对中法两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两国政府和领导人高度重视，于2007年建立了政府间工作组，确定了技术引进的基本路线。

　　2010年底，中法两国分别授权中核集团公司与法国阿海珐集团开展企业间谈判。随着项目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我国核电发展规划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核循环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和前景愈加明朗，因此，2011年中核瑞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其作为中核集团的后处理专业化公司，扛起了与阿海珐集团谈判的重任。

　　薛维明至今仍对瑞能公司的成立记忆犹新。筹备公司时，只有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人。没有人怎么做事？从兄弟单位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等借调。田宝柱，伴随着我国后处理技术发展逐步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在来瑞能公司之前，他已经是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化工所——我国唯一的核循环设计部门的负责人，来到瑞能公司后他负责完成了中法合作技术谈判的所有工作。瑞能公司合作项目部负责人王跃云，因为“本硕博”都毕业于清华大学，而被同事戏称为“三清博士”，毅然服从组织安排，从条件优越的中国核电工程公司来到了瑞能公司，全身心地扑在了谈判一线。就这样，瑞能公司把国内搞后处理最优秀的人才集中起来，组建成一支“国家队”，就中法合作建设核循环项目的技术、经济、安全和工业组织安排以及双方合作模式的细节，与法方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

　　谈判工作从2011年3月11日开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合作意向书谈判，第二个阶段是合同谈判阶段。合同谈判又分成了技术谈判和商务谈判两部分。“工作量特别大，项目时间也很长。”对此，田宝柱与王跃云等人看法颇为一致。

　　田宝柱是合同意向书总主谈和技术谈判阶段总主谈。据他介绍，后处理厂包含的内容很多，仅技术方面就涉及四五十个专业；作为合作项目，法方负总体技术责任，同时提供整个工厂的性能保障、工业控制系统、设计、整个过程的服务等。因此，谈判内容包含法方提供服务的范围、双方责任、项目管理执行、商务条件四大方面。“每个部分、每句话、每个细节，都要经过双方反反复复的讨论。”最高峰时期，中国核电工程公司（技术支持单位）、中国原子能工业公司（商务辅助单位）和瑞能公司直接参加谈判的就超过百人，9间会议室同时进行。有时候谈判从早晨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负责翻译的人员累得实在睁不开眼都睡着了。目前形成的合同草本摞起来已经有1米多厚，之后形成的文本会比这个更厚。

　　工作量只是一方面，谈判的方式也需要磨合。王跃云毕业后就从事后处理领域的工作，对后处理有全面的认识。他认为这个项目有其独特之处——“作为国际合作的重大项目，法方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内容，中方也要完成自己的内容。双方接口太多，如何配合得当，很重要。”

　　目前，中法双方已经完成了十轮技术谈判，正式进入商务谈判阶段。“我们走过了一个‘八年抗战’。争取在2016年6月底前完成商务谈判，形成合同文本。2017年向国家申请立项。2030年项目能够建设完成。”薛维明和所有的同事都期盼着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开花结果，像法国阿格厂一样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使我国从核大国走向核强国。正如田宝柱所感慨，法国在后处理方面，无论是科研基础、技术基础、运行基础，都有很好的完全稳定连续运行的经验。“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尽快提升我国核循环的能力与水平，从这个角度上讲，瑞能公司的发展是我国核循环产业升级的关键一环。”